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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期
2012-08-06

走向開源的社會學——定量分析中的復制性研究

陳云松 吳曉剛

 

  摘要:社會科學定量分析亟待建立一個透明和開源的學術機制,讓研究數據和模型公開共享,使研究成果可以得到他人的驗證和進一步拓展。這個學術機制的核心就是倡導“復制性研究”。本文結合近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界圍繞復制性研究的實踐和討論,提出了復制性研究對于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國社會學定量分析的重要意義、操作可能性以及可能存在的爭議。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兩個實證定量分析的例子,為如何進行復制性研究提供了簡明的范本。最后,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就復制性研究所應達成的共識和建議。本文所論及的復制性研究,對社會科學定量分析其他領域也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求職過程的社會網絡模型:檢驗關系效應假設

邊燕杰 張文宏 程誠

 

  本文依據2009年八城市求職網調查數據,區別關系強度和關系資源兩種不同的測量,分析這兩種測量對入職收入的效應后發現:關系強度與關系資源統計相關,但不能互替。強關系往往帶來人情資源,弱關系往往帶來信息資源。經濟改革前后,信息資源對入職收入均無顯著影響,直到改革中期,特別是進入世貿組織后,信息資源才開始對收入產生提升作用。人情資源的收入效應改革前后一直很大,但是進入世貿組織之后,開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市場轉型過程中,社會網絡的收入效應的總趨勢是:改革前和改革初,人情資源效應大于信息資源效應,但在改革中期和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前者在減弱,后者在增強。文章最后認為,市場競爭程度、體制不確定性程度和關系擁擠程度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三大宏觀要素,將是學術研究和政策調整的重點所在。

 

 

求職過程的微觀分析:結構特征模型

張順 郭小弦

 

  本文將人力資本理論、地位獲得模型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置于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的微觀求職過程,研究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獲得影響因素的差異性。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結構變量之后,教育回報率顯著下降,顯示了結構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賦性與自致性因素對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獲得有不同的影響;體制分割下,先賦性與自致性因素對求職結果的作用強度有著顯著差異。

 

 

求職過程的宏觀—微觀分析:多層次模型

梁玉成

 

  本文針對中國大城市不斷市場化過程中社會資本對求職過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筆者從新制度主義的宏觀與微觀的聯接理論出發,使用內生互動模型作為實證分析工具,揭示了市場制度的發育具有強化市場行動主體的偏好,即市場化程度、市場不確定性和市場規范性等三個市場化制度的重要特征的發育,均具有增加個體收入的效應,證明宏觀制度的演進與誘導微觀個體的制度偏好具有親和性。本文同時證明了邊燕杰提出的網絡作用空間的“倒U模式”假設。

 

自雇過程的社會網絡分析

王文彬 趙延東

 

  本文基于2009年八城市調查數據,分析自雇者的社會網絡及效用。分析重點包括自雇者群體構成特征、獲得資金與生意過程中對社會網絡使用情況和“生意聯系網”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自雇者在中國市場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自雇者的社會網絡與受雇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會網絡對自雇者創業資金與創業生意獲得的作用具有差異性;自雇經營中形成了特殊的自雇生意聯系網,并對自雇者經營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脫嵌型雇傭關系與農民工離職意愿——基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問卷調查

孫中偉 楊肖鋒

 

  近年來,“民工荒”愈演愈烈,勞工短缺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客觀現實,在這一背景下,探討農民工離職意愿具有重要意義?;?/SPAN>20107月對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2 276位農民工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未來五年內,65.4%的農民工有離職打算,其中新生代農民工離職意愿較高,珠三角農民工較長三角農民工離職意愿更高,已婚且與配偶在同一城市者離職意愿低。本文進一步探討了工作嵌入對農民工離職意愿的影響后發現,農民工工作內和工作外的聯接、適應和代價的程度越高,離職意愿越低。本文認為農民工的雇傭關系是一種“脫嵌型雇傭關系”,這是導致農民工高離職意愿的重要原因。本文還對“脫嵌型雇傭關系”的定義、維度和后果進行了初步闡述。

 

 

 

媒介動員、釘子戶與抗爭政治——宜黃事件再分析

呂德文

  宜黃事件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它顛覆了當代中國抗爭政治的刻板印象,創造了一個新的抗爭政治類型。宜黃事件原本是一個普通的釘子戶抗爭事件,在進入媒體的視野之前,它只是底層政治的一部分,當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屬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雙軌的,顯著性和協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動員將政策的內在張力呈現于公眾視野,釘子戶利用這一政治機遇結構,不斷創新了抗爭表演,從而使宜黃事件發生了規模轉變和極化,最終使事件發展成為一場要求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發動制度變革的專業化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宜黃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適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黃事件的遣散是因為釘子戶和媒體的抗爭目標出現了競爭,而并非明確的適度制度化所致,這是當代中國國家建設中“反體制”的體制重建的一部分。

 

從暴力犯罪看鄉村秩序及其“豪強化”危險——國家法/民間法視角反思

儲卉娟

 

  對東北四所監獄“民事轉刑事”暴力犯罪案件的調查顯示,現代鄉村社會存在一類特殊的糾紛:第一,它的廣泛存在,標志著民間秩序整合力量在特定情境下的失??;第二,它也沒有被國家法系統處理和吸收。本文通過對結構性訪談中7個案例的詳細剖解,檢視了這類糾紛背后鄉村秩序的可能圖景。與傳統的民間法理論的預設相反,國家法秩序的“外來性”是地方性社會中日漸增多的“陌生人”獲得保護的可能途徑。然而,國家法的實踐依賴于基層政治運作,其調整功能取決于民間秩序的配合,民間秩序整合的失敗迫使國家法直接面對個人的實質性需求,而其調整無力反過來增加了個人對國家法的失望,并可能將失望導向對國家法獨立性的質疑。在此背景下,“豪強化”的危險可能在鄉村社會出現:“強力人士”依賴國家對社會的滲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傳統秩序的力量;借助國家法和國家政權在權力來源上的同一性,向上瓦解國家法秩序的合法性。

 

 

 

從結構論爭到行動分析:海外中國NGO研究述評

張緊跟

 

  當代中國NGO的發展一直是海外學者高度關注的話題,由于其復雜性與多樣性,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對改革開放后中國NGO的發展及其日益擴展的影響有著不同的理解,也引發了激烈的學術爭論。本文運用文獻研究方法,將海外學者的研究歸納為依托公民社會與統合主義理論的結構研究與關注NGO行為的行動研究,力圖展現改革開放以來海外學者研究中國NGO的整體圖式。 本文認為,“結構研究”基于 “國家—社會”的二元分離,在一國的政治與權力配置層面上思考問題,側重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分配狀態;“行動研究”則試圖在中觀和微觀層面來洞察與把握國家與社會之間相互交融的機制、策略與路徑,倡導關注NGO的行動。這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補性。

 

 

 

物質性與物質化——《身體之重》一書中的身體理論

范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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